韩江：去凝视人类最柔软的部分

作者：李贵苍

关注世界正在经历的各种苦难，是获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韩江的写作重心之一。纵观韩江的大部分作品，我们发现思考苦难、书写苦难的各种样态，重新想象苦难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成因，探察苦难的暴力本质，揭示个体、群体的无奈、挣扎和抗争，尽情书写苦难生存下个体极其复杂多样的心理体验和种种不堪，揭示苦难经历梦魇般的压迫性和毁灭性特征，是贯穿韩江作品的主线。就韩江作品的主题而言，不论是其短篇还是长篇，其标识性特征就是苦难书写，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苦难”就是她不断书写、呈现和挖掘的母题。

“苦难”母题除了构成韩江作品统摄性主题之外，还是构成她作品结构的基本元素。换句话说，这个母题如同她的一个心理情结，沉淀到她的意识深处。韩江正是围绕这个母题，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精心设计出了无数的情节，不断写出精彩纷呈的故事。

苦难与人性的觉察

韩江的历史叙事主要有2014年出版的《少年来了》和2021年出版的《不做告别》等。前者以韩国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尽管韩江动笔写作之前，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资料查阅，但她的着眼点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直接描述和还原惨案的真相，而是用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事件造成当事人和后来者的创伤经历，揭示人性中暴力的一面。《少年来了》再现了历史悲剧，揭示了生命在暴力面前的脆弱与无助，作者并未过分渲染其血腥场面，而是用浓墨重彩描绘东浩和朋友之间的守望、不舍、支持、怀念以及对他们心理上造成的深远影响，进一步探讨人性善恶本质之所在。

韩江在噩梦和死亡意识的不断侵扰中写完《少年来了》后，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解释了写这部令她痛苦不堪的小说的动因。她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再现历史悲剧而回答自己心中的问题：“人原本就是残忍的么？屈辱、毁坏、杀戮，这就是被证明的人的本质吗？”显然，《少年来了》的写作未能回答她这个带本体性意味的问题，也没有把她从历史创伤的噩梦中解脱。她于是花费7年的时间，于2021年写下另一部反映个体和民族伤痛的小说《不做告别》。

这部作品虽然是围绕驻韩美军和韩***队屠杀济州岛数万民众的事件展开，但重心还是这场惨绝人寰的疯狂杀戮如何改变幸存者和后来者的人生轨迹，揭示的是生存的无奈和人性的脆弱。作家庆荷的朋友仁善在济州岛家中做木工活时，被电锯伤了两根手指，紧急住院，请求庆荷前去她家照顾她的小鸟。庆荷翻阅仁善家的家族史时读到了关于济州岛大屠杀事件的记载，并发现仁善和她母亲收集了大量屠杀场景的图片。那些图片记录着“那个冬天有三万人在这个岛上被杀害，第二年夏天在陆地上有二十万人被屠杀”的悲惨场面。翻看这些图片，给庆荷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她噩梦连连，身体被各种疾病侵袭，人整日处于精神恍惚状态，个人的认知图式几近崩溃。

与庆荷相似，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均被大屠杀的记忆和毁灭性创伤折磨，痛苦不堪，又难以自拔。仁善的母亲是大屠杀事件的亲历者，儿子被枪杀的情景始终占据着她的脑海，挥之不去，挣脱不得，觉得自己“只有睡在锋利的铁片上，才不会做噩梦”。她的哥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令她寝食难安。惨痛的历史后遗症使她几乎丧失生活的能力。她时常失忆，浑浑噩噩，这倒也能帮她挨过时间的折磨，但她也会有偶尔清醒的瞬间。殊不知，清醒的瞬间反而让她哀痛欲绝，因为她会遭到“锐利刀子般的记忆”的无情侵袭。这时，她会喋喋不休，不断呼喊着让女儿仁善救救她，其喊声“就像被手术刀切开身体的人一样，就像血淋淋的记忆不断涌出一样”。显然，这个痛苦、无奈和绝望的老人和小说中许许多多有名无名的幸存者一样，呼喊着要挣脱济州岛大屠杀梦魇般记忆的折磨。作品最后，仁善的母亲重回济州岛，沉默寡言，不知道是不能回忆还是不愿意再回忆，似乎变了个人。

直视生活之下的暗涌

韩江文学除叙述创伤性历史事件导致人物悲痛欲绝以外，其更多的作品书写的是普通人物无法明言的、不可言说的和似乎不可表征的创伤经历造成的苦难生存。这类创伤无处不在，却看不见、摸不着，由韩国历史传统、政治体制、文化、习俗、死而不僵的父权制、夫权制、等级制、男尊女卑等等根深蒂固的观念造成，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令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感到窒息。这张网由一个个坚实的结构织就，不仅具有牢固、稳定、不易变形等特点，还有强大的蒙蔽性、传承性和感染性。我们不妨将这类社会性创伤统称为结构性创伤。

毫无疑问，饱受结构性创伤之苦的典型人物就是《素食者》中的英惠。她主动从人变成树的过程，其实就是她企图摆脱苦难、获得新生的过程。英惠逃避的是“高压锅”一样构成现代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架构的一切要素，这些要素对于英惠而言，就是造成她苦难的源头，唯有斩断，方能获得新生。然而，她又岂能凭一己之力消除这个源头？她要么像其他千千万万的女性，选择妥协，要么凭借坚不可摧的意志，改变自己，成为一棵树，远离悲痛，开始新生。英惠选择了后者。

英惠变成一棵树的愿望和决心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她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被压抑个性、一步步“物化”的过程。她童年时生活在威严的父权制的阴影之下，时刻被规训着，被惩罚着，被塑型着。她的父亲性格暴戾，从小对她非打即骂，给她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父亲曾因宠物狗咬了英惠，将狗残忍虐杀还不解恨，还要烧熟，强迫英惠吃下狗肉。年幼的英惠无力反抗，这让她感受到了人性中可能存在本源性的恶，其本质就是残暴和征服。亲眼目睹小狗被折磨致死的经历，成为了英惠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与凛然不可冒犯的父权一样，令她唯恐躲之不及。

婚后，英惠的丈夫将她视为一个只负责料理家务、满足自己生活需求的工具。丈夫对她视若无物，漠不关心，早出晚归，不和她谈论工作的事情，也从不与她交流思想和情感。丈夫长期的忽视和利用，加剧了英惠的痛苦。高高在上的夫权让英惠感到压抑、孤独、无助和窒息，最终导致她噩梦缠绕，挥之不去。自从她在梦中看见滴血的肉块和自己咀嚼生肉的场景后，英惠决定终生不再食肉，坚决要与导致她悲痛欲绝的一切决裂，即使要割腕自杀，也绝不退缩。实际上，她在梦中体验到的痛苦和恐惧，也是她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精神折磨的反映。梦中的血腥和暴力场景，是她内心深处对父权制和夫权制压迫感到愤怒的具象化表现。拒绝吃肉意味着她认识到父权制和夫权制固有的暴力本质，因而才会誓死抵抗她父亲餐桌上强迫她吃肉的暴行。坚持素食，不仅是她抵抗结构性创伤对她伤害的举动，而且是她试图摆脱旧有自我认知的一种方式。英惠希望通过拒绝吃肉，摆脱苦难，切断与梦中那种暴力和血腥的联系，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用作者接受采访时的话说，就是拒绝成为“人类的一员”，而变成仅仅需要阳光和水等自然馈赠就能生存的一棵树。

同理，《白》《失语者》以及被视作《素食者》姊妹篇的短篇小说集《植物妻子》，展现的仍然是韩国社会结构性创伤逼迫女性不断寻求新生的锥心泣血的心路历程。这里仅以同题中篇《植物妻子》为例，作品中，“我”的妻子曾经怀揣梦想，渴望到别的地方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后来遇到了“我”，因为爱情放弃了自己的理想，选择与“我”结婚，进入了婚姻生活。换句话说，妻子是在并未完全摆脱父权制枷锁的情况下走进了夫权制的牢笼，于是，她很快就被现实生活的琐碎磨去了昔日的浪漫情怀。丈夫“我”忽视妻子的存在，他要么视妻子为自己的附庸，要么把妻子当成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工具，不久，妻子开始抱怨。“我”对幸福生活的期待被妻子的抱怨声淹没。于是，“我”在忍无可忍之时，与妻子争吵，还动手打了她。

之后，妻子身上出现了无法消退的淤青斑块，不断扩大且颜色日渐加深。她开始食欲不振，时常呕吐，精神萎靡，对晒太阳和裸露身体有着不可遏制的欲望。有一天，“我”出差回家后，发现妻子跪在阳台上，已经变成了一株植物。她的脸如树叶般光滑，头发有野草般的光泽，牙齿消失，舌头如水草般晃动，只能发出要水的声音。

《植物妻子》通过一个普通女性变成植物的荒诞故事，揭示了婚姻、梦想、人生、对自由的追求等等，在现实中因结构性创伤因素的存在而逐渐破碎的过程。“我”的家暴使妻子身心受到伤害，她身上的淤青斑块日渐扩散，至死未愈，象征着父权制和夫权制，是女性苦难的根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丈夫的“我”在妻子变成植物后，买了最好的矿泉水，按时浇水照管这株植物，于是，富于牺牲精神、懂得感恩的植物妻子，在枯萎之前竟然给“我”留下了很多甜美的果实。终于，已经植物化的妻子再次成为了丈夫赖以生存的有限资源！

女性命运的后现代叙事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韩江文学的特点，那就是抗争。她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与命运抗争，与一切造成人们苦难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社会架构抗争。同理，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韩江的艺术手法，那就是集大成。具体而言，韩江作品里充满悬念、离奇、虚幻、隐喻、象征、反讽、意识流、拼贴、片段化、蒙太奇、复调、荒诞、讽喻、超现实主义的深层意象。最能体现她娴熟运用现当代艺术手法的是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和主题呈现方面。

在人物塑造方面，韩江打破了以人为中心讲述完整故事的现实主义传统，运用象征、意识、蒙太奇、隐喻等手法呈现人物经历的片段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着重表现人的异化和生存困顿。于是，她笔下的众多女性人物，不仅成了社会的局外人，而且成了自己的对立面。比如，《植物妻子》由8个中短篇构成，人物基本上都是没有姓名的路人甲。作者抹去她们唯一具有个性标志的姓名，反衬她们身上的普遍性和无主体性。她们都是“空心人”，其命运不外乎两种：要么像英惠的姐姐那样，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要么像英惠那样，在个性意识初醒后，踏上不断“物化”的不归路。《素食者》中的英惠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因为她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物件”，一个供人利用的工具。她少女时代是体现父亲无上权威的道具：父亲勒令她喝下狗肉汤，她不得不服从，父亲的意志碾压了她的个体意识。她婚后成为丈夫理所当然的附庸和陪衬，被迫参加丈夫为了升迁的应酬，备受凌辱，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她半疯癫后被姐夫诱惑参加人体绘画展览，被姐夫利用来实现他自己的艺术理想。此后，她进了精神病院，希望变成一棵树，彻底摆脱人生困境。

面对混乱的客观世界和人自身的异化，备受心理折磨的众多人物，被各类有形无形的创伤造成的苦难经历，消解为无主体性的植物人，即便像《素食者》中的“主人公”英惠也不具备传统“主人公”身上应有的特点：她几乎从不主动说话，她的“物化”过程均由他人讲述。韩江妙用反讽，让英惠的沉默不语爆发出怒海狂涛般咆哮的审美效果。韩江在主人公设计方面，妙用无声胜有声的反讽艺术，这在反英雄林立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也是不多见的。

在情节设计方面，韩江工于多视角叙事，让读者自己去拼凑和理解事件的全貌，而不是由作者或者单个叙事者提供一个连贯的叙事线索。在《素食者》中，通过丈夫、姐姐、姐夫等不同人物的视角去展现英惠的内心世界和行为动机，由于受叙事者视角的限制，读者在对英惠作为“历史”的人的了解受到限制的同时，她经历的神秘性、层次感和复杂性顿时显现。

韩江入木三分地挖掘苦难母题的意义时，借用多种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通过荒诞的情节内容，极其精妙地解构荒诞的社会现实和人们因之而扭曲的精神结构，而她运用得最娴熟的是讽喻、象征和梦幻。概而论之，讽喻的喻体是不明确的，是抽象的，是概念化的。韩江正是利用讽喻的这个特点，别出心裁，用“肉”象征韩国男权制压迫女性的暴力本质。《素食者》中，英惠从拒绝吃肉到拒绝一切食物，再到变成植物的过程，象征着她对暴力和压迫殊死反抗的决心。吃肉还是不吃肉，倏然间具有了本体论意味：是服从结构性创伤的生存方式，继续做受压迫和歧视的文化受害者，时时处处置于“秩序”的控制之下，还是换一种生命样态，追寻另一种自我身份，是摆在英惠们面前攸关生死的问题。英惠和《植物妻子》中的众多女性人物在灵与肉的撕裂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梦幻在韩江作品中占比很高。韩江翻空出奇，将梦的隐喻性和暗示性发挥到了极致。比如，《不做告别》就是以梦开头的：“我站立的原野尽头与低矮的山相连，从山脊到此处栽种有数千棵黑色圆木。这些树木和各个年龄层的人相同……仿佛数千名男女和瘦弱的孩子们蜷缩着肩膀淋着雪。”这样的梦不仅预示了全书的主题，还展现了人物的命运、情感和心理状态。在《素食者》中，英惠的梦出现在小说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等部分，起到了联结故事和人物关系的作用。就作品结构而言，没有她的噩梦，就没有这部小说。梦还是英惠言不可言说之事时的万能语。一句“我做了个梦”，让所有质疑她不吃肉决定的人闭口，似乎是说“你懂的”。

韩江在其不算长的创作生涯中，擅长以富有诗意的语言，融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种叙事技巧，以虚妄离奇的情节，书写创伤性历史事件的残暴与无情，揭示个体生命试图挣脱苦难而忍受的灵与肉的撕裂，采用非传统的混合、叠加、错位、裂变、梦幻等手法和象征、隐喻以及讽喻等手段，探索和重新建构一个被极度“物化”的边缘人物的心理现实，撕开结构性创伤的面纱，将初具个性意识的主人公们锥心泣血的心路历程，以荒诞、怪异、暴力、血腥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样的作品是残忍的，无理的，暴力的，悲哀的，同时也是美丽的，因为，借用鲁迅的话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韩江自己也说：“只要我们的内心拥有提出疑问的力量，即使看似微弱，希望就不会消失，始终会存在于我们之间。”这个希望之光，就像《不做告别》里仁善的鸟一样，是可以死后复活的。我们有理由期待韩江写出更多沉博绝丽的作品。

（作者系外国语言文化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