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科技众帅之帅,为核弹“三出北大”
60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声“东方巨响”之后,中国又接连研制成功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在一穷二白、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创造“两弹一星”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干着惊天动地事,做着隐姓埋名人”的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近日,“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之子朱明远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报国讲坛”上,深情讲述了父辈以身许国的燃情岁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致敬功勋科学家,致敬“两弹一星”精神。
——编者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称朱光亚是“两弹研制中科技的众帅之帅”。“不过,父亲自己却不这么认为。”朱光亚之子、***原总装备部系统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朱明远说,朱光亚认为自己在中国核武器早期研制工作中所起的作用,“犹如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我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
在国防科技同行们心目中,朱光亚这个“瓶子口”以其深厚的科学功底、卓越的科研组织领导才能,“指挥着千军万马的科技大军奋勇前行”。
“实现中国人的‘原子弹之梦’是父亲早在赴美求学时就有的梦想。”朱明远说,1946年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期间,朱光亚选择了实验物理学方向,又选择了一位精力充沛、动手能力强的年轻副教授做导师,为的就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父亲一听到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就立刻决心回到祖国。”朱明远说,父亲当时还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将有52位同学签名的信寄往《留美学生通讯》刊登。他自己则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济金,并登上了驶向新中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仅4天,25岁的朱光亚就站在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
这是朱光亚第二次进北大。朱明远回忆,父亲一生中,曾有过“三进三出北大”的经历,每一次的“出”都与中国的核武器相关。
第一次是1946年带着“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的任务赴美留学。
第二次则是在北大任教两年后的1952年4月,赴朝鲜担任板门店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翻译。1955年,朱光亚回到北大筹建物理研究室,任务是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
第三次离开北大是1957年2月,他前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任中子物理室副主任。
朱明远说,从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算起,“父亲参加和领导了我国全部40多次核试验的全时段和全过程,其中30多次都亲临现场”。
1971年12月30日,我国在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小型的氢弹引爆弹原理性试验。试验过程中发生了惊险一幕:当时,执行空投核弹任务的“强五”飞机在试验场区上空做了三次甩投动作,都没有将核弹投出,飞机油料将尽。
危急关头,指挥所内众说纷纭,有一部分人的意见是命令飞行员跳伞,让飞机在戈壁滩坠毁。作为现场最高指挥员,朱光亚经过审慎思考,作出了飞机“带弹着陆”的决策,而且他自己坚持不进防空洞,在指挥所坐镇指挥,直到飞机安全返航着陆。
朱光亚之所以能在紧急关头果断拍板,除了对核弹及其引爆系统的基本原理了如指掌,试验前他还预先安排做了大量相关试验,设计了飞机带弹着陆的预案。“这与父亲贯穿一生的严谨、踏实作风密不可分。”在朱明远的记忆里,父亲的言语里从来没有“大概”“可能”“运气”这样模糊不清的字眼。
据朱光亚的老师们回忆,朱光亚在高中时代的物理作业就书写规范、非常整洁,“可以交给书店作为物理课本使用”;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的数学考卷答题过程严谨、清晰、精确,想扣掉一分都很难;留美期间,美国教授评价“阅读朱光亚的考卷是一种享受”。
曾师从朱光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銤回忆,“朱先生讲课相当细致,任何试验都是从原理讲起,实验怎么做、数据怎么处理或有什么用处,都讲得非常清楚”。终其一生,朱光亚无论工作多么繁忙,经其手的文件文章必定认真细致地修改,甚至标点符号都会一一订正,全力使文字表述目的明确、逻辑清晰、用词准确、数据可靠。
做过中国科协当家人、也领衔过中国工程院,“父亲在任何时候都严于律己,坚持艰苦奋斗。”朱明远提到,1994年6月,朱光亚出任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时,工程院的工作基础几乎为零,甚至连办公场所都没有。“父亲带领初创团队,以‘创业者’的激情,将工程院各项工作引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而且,朱光亚一直认为,院士既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不宜作为称谓。
新疆马兰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也是朱光亚最为熟悉的地方。“2005年9月,父亲退休后,第一次带全家去了马兰,也是他最后一次去。”朱明远说,根据父亲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分葬在八宝山和马兰,其中八宝山的墓碑用了蘑菇云的意象。
文:许琦敏 刘琦
图:除注明外均受访者供图
编辑:刘琦
更新于:29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