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避而不谈山川怪物，却对一些灵禽瑞兽情有独钟，尤为崇敬

先秦儒家避而不谈山川怪物，却对一些灵禽瑞兽情有独钟，尤为崇敬。与穷凶恶煞的怪兽相比，龙、凤、麒麟、玄武等动物却有着完全相反的属性，它们被人类视为具有灵性的动物，属于“灵异”类动物。这些动物在中国思想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诸多的灵异类动物中，龙凤的形象尤其值得注意。

早在新石器时代，龙的观念和形象就已经出现。比较典型的是1971年，在内蒙古的赤峰市红山地区发现了“C”形玉龙，该龙被人们尊称为“中华第一龙”。此后，考古学家在辽宁省查海遗址、湖北黄梅焦墩遗址等地发现了龙形堆塑，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蚌塑龙虎图像，二里头遗址出土龙纹陶器残片和绿松石龙形器等等。

商周时代，在青铜器、墓葬、文字等材料中，到处可见龙的形象。龙屡屡出现在人类视野中，但其形象又复杂多变，从无具体清晰的描述。有些说是水生动物，有些又说是陆生动物，有时它是恶兽，有时它又是瑞兽。这种不确定性为人们界定龙的形象和界限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

根据金石学家的解释方法，未知的生物往往被纳入龙的概念中，使龙成为了一种兼具多种形状的神秘物，成为了包罗万象的图像混合体。在传世文献中，龙的形象扑朔迷离，其寓意、内涵更是丰富多样。龙蛇一度成为一种恶兽，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活。

如《左传•昭公十九年》记载，郑国发生大水，此时恰巧有两条龙在城门外争斗，郑国人以为是龙带来的灾难，故而希望祭龙以祛灾避祸。《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又载，叔向之母因忌妒儿媳之美，就以深山大泽容易生养龙蛇为喻，指责儿媳为红颜祸水。

《国语•郑语》记载褒姒与宣王时期的龙涎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龙有时又像是普通的动物，它们会被人类驯服、饲养，甚至被人类食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又载，晋国绛都近郊出现了龙，魏献子于是向蔡墨请教有关龙的问题，由此引出了蔡墨关于养龙、驯龙、乘龙、食龙的长篇大论。然而在多数情况下，龙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是能够飞天的神物。

《山海经》中，龙是四方神东方句芒、西方莀收、南方祝融的坐骑。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尤其喜欢描述神龙飞天的景象。乘龙之说在战国时期比比皆是。特别是在民间信仰对象中，龙还保留着神秘的形象，成为人们升天的媒介。如战国晚期帛画中的精品之作一一《人物龙凤帛画》，该帛画的主体部分描绘着龙凤相对而立的飞升情景，该画一般被认为能够反映龙凤引魂升天的主题。

可见，龙既可能是一种恶兽，也可能是瑞兽，既可以是兴云致雨、乘云升天的神物，是四方神灵的坐骑，也可能是兴风作浪的怪物，甚至可能是普通的动物，也可能是寓意政治权力的工具，其形象复杂多变，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

在先秦儒家的传世文献中，龙的形象亦是复杂多样。先秦儒家深受三代文明的影响，其龙的形象同样深受古老的祭祀文化所影响，这导致龙的形象尤有神秘色彩。在空间上，龙一直远离人类的生存空间之外。

在《孟子•滕文公下》的描述中，三代时期的圣人需要将龙蛇驱赶至远离人类的深山之中。龙生长于川渊之中，这与叔向之母所讲龙藏身于深山大泽之中实有相通之处。龙生存于远离人类的自然中，这种空间上的距离感容易给人以神秘色彩。龙的神秘性主要表现在其可以沟通人神的关系方面。

在方岳大山处燔柴祭天，其烟气可升达于天，如此则可使龙凤降临。龙凤在此处仍然保留着上天使者的神秘身份。先秦儒家虽然保留有龙凤的神秘情况，但在根本意义上，更倾向于将龙的形象与道德文化联系起来，而不是偏重于其神奇的面貌。

天下昏暗之时，螭龙被人视为壁虎，而猫头鹰反被人说成是凤凰。螭龙与凤凰、壁虎与猫头鹰两两相对，一则为灵禽瑞兽，一则为恶禽小虫，两相对比正好映衬出龙凤的神圣寓意。但荀子偏重于将凤鸟与仁德联系起来，将其视为仁政的代言者。在古代圣王明君的治理之下，凤凰栖息于树林之中，麟麟漫游于郊野之外，乌鸦、喜鹊的窝巢低头就可以看到。

《礼记》所载祭天以吸引凤龙凤降临，荀子此处所述强调仁政能吸引凤凰降临，这与通过祭祀方式以达到龙凤降临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仍然保留有古老的祭祀传统，而后者更侧重仁政道德的吸附力。这种方法上的变化反映了龙凤寓意的变迁。龙凤不再是天帝的使者，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具有特定政治寓意、伦理色彩的使者。其神秘色彩越来越淡，而道德色彩越来越浓。这正是先秦儒家对灵禽瑞兽神秘形象的改造。

龙还是政治权力的象征符号。在服饰图像中，龙的图案成为了天子乃至诸侯展示权力的象征。天子祭服十二图像皆取法于天地万物，前六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高远在上，绘之于衣，以法天之阳气，后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之于裳，以法地之阴气，可见，“十二章文含有效法阴阳之义。”其中，龙是重要的取材对象。

《易大传》说“山龙”者指“青色”。但“龙，东方之色，故青。”龙为天上高远之物，代表超自然的力量，尚保留有宗教的残余，然绘龙于衣上，既有象天之意，也有重权之用，以表明天子地位之崇高。先秦儒家继承了这种服饰方法，将服饰与礼仪相联系。袜裷指红色龙袍，玄裷指黑色龙袍。天子穿红色龙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龙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人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的褶子裙。

天子、诸侯、大夫、士有服饰的皮料和图案方面有不同的要求，这正是为了体现礼的贵贱等级秩序和社会规范作用。可以说，“先秦服饰文化，与儒家的伦理思想浑然一体。”其中，龙的图案仅绘于天子和诸侯衣物上，意在表明天子诸侯的权力和地位。

龙旗上有九条飘带，这是彰显天子身份地位的标志，车轮上画有横卧的犀牛和蹲着的老虎、车耳雕刻成龙形，这是为了保持天子的威风气势。在此处，龙形图案不只是图腾的寓意，其实质是也表明天子的身份地位。龙也由此从具有宗教意义的灵兽变而成为王权的象征符号。

龙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它还具有道德的寓意。鸟兽等是人类共知的动物，能够被人类识别、捕捉，但龙却是无法预知的生物。这种灵异类的动物，能够乘云升天，表面上是其神奇的能力，但实质是指龙这种生物能够超越于一般动物之上，不被人类所知、所感、所获。这正是对老子学说超越性特征的形象描述。

孔子以龙喻老子，正好体现出龙兼具有神秘性与超越性的双重特点。不少学者从神话学的角度指出，凤凰之喻或与殷商民族的信仰有关系。不过，凤凰的含义在此处亦代表一种道德高尚的形象。在孔子眼中，凤凰是道的象征。就凤凰的道之意义而言，凤凰与山梁雌雉或有相通之处。

然而在另一则故事中，孔子却被比作是“丧家之狗”，一则是以灵异类动物为喻，一则却以普通家犬为喻，一则突显他高尚的道德，一则描述其落寞的形象，两相对比，可见孔子的多元形象，也可知动物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动物与圣人的互动，使龙凤等灵异类动物逐渐具有了新的含义，它们虽然脱胎于古老的巫觋文化，尚且保留有神秘的色彩，但其时已经赋予了道德的含义，成为一种道德文化的象征。

既然灵异类动物具有非凡的能力，灵异类动物的显隐也预示着政治文化的变迁。灵异类动物的出现是太平的盛世的征兆，如龙凤的降临、百兽共舞的盛典等等，相反，灵异类动物的消失，自然就被理解成为社会不安的前兆。神兽的绝迹不只是神话传说的破灭，更是一种文化的转型。比如，獬豸是一种传说中的独角神兽，它能辨别是非曲直，以角触碰不直者。

基于这种神话故事，獬豸决讼一度成为公正审判的典范，但在后世中，人们却很少见到獬豸的身影。正如獬豸的绝迹表示神判传统的中断，神兽的绝迹同样可能预示着文化传统的危机。孔子获麟的故事即委婉的表达出儒家礼乐文明面临的社会危机。

既然麒麟代表的是一种预示天下太平的瑞兽，那么，当它以一种凄凉的方式出现时，就预示着孔子所传之道的萎缩。麒麟的落魄无异于孔子之沦落为丧家之犬，孔子所痛者非在于麒麟的受伤情况，而是道的衰落状态。

先秦儒家虽然崇敬灵异类动物，但灵异类动物既无法决定人类的祸福，人类也不会祭祀灵异类动物。在先秦儒家的世界中，灵异类动物往往只是文化的象征符号。如孔子对龙的赞美、对凤凰的追求、对麒麟的感叹等等，以及服饰、旗帜中的的龙形图案，都可见先秦儒家视野中动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动物神灵地位和形象的演变，实际上也是信仰与人文不断交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