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冰川做“CT”！跟随记者走访世界海拔最高的科考站

唐古拉，藏语“高山上的山”，蒙语意为“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由于终年风雪交加，唐古拉山号称“风雪仓库”，其主峰格拉丹东是长江正源沱沱河的发源地。

唐古拉山脚下、青藏公路旁，有一个世界海拔最高的科考站——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唐古拉山站（以下简称“唐古拉山站”）。

5050米，这一海拔足以让人听而生畏，而这只是科考站大本营的高度。2005年建站以来，唐古拉山站的科考队员们爬冰卧雪，行走在海拔5500米以上的冰川雪原，长期观察和连续记录长江源区的地质、水文、气象、冻土状况。

“别看我们站破，但设备都是最前沿的”

眼前的这间板房简陋、不起眼，很难想象就是科考站的大本营。初秋的唐古拉山刚下过一场大雪，寒风凛冽，唐古拉山站站长何晓波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旧羽绒服，熟练地将储水缸里的水舀到铝制大水壶里，他热络地招呼记者进屋：“别看我们站破，但监测冰川的设备都是最前沿的，这叫‘把钱花在刀刃上’！”

整整4天，记者跟着科考队坐越野车、骑摩托车、步行……换了好几次交通工具，监测冰川，观测水文，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心脏与双肺的重负。

“这是我们大本营的旧址！”何晓波指着草甸上铺得歪歪扭扭的一片“砖地”说，“这里的条件其实已经好太多了，以前的科考站就是一顶帐篷，每天睡醒睡袋上都是水珠，又湿又冷！”

他口中“条件好太多了”的简易板房，被棕熊在院子围栏掰出了一个豁口，大门锁不上只能用门把手勉强卡住，太阳能供电，时不时就漆黑一片，单薄的墙体被高原大风吹得哗啦啦响，睡觉时即便戴着帽子，头皮也能感到瘆人的凉意。

“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这儿遇到熊吗？”台站观测主管王民站在大本营旧址的“地板”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就几十米的距离，盯着我们……”

那是在2009年，唐古拉山站的帐篷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棕熊。科考队员和棕熊对视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使劲拍打铁皮箱子。棕熊被吓跑了，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把帐篷搬到路边。在那里工作几年之后，才有了板房。

从帐篷到板房，尽管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恶劣的自然条件没法改变。唐古拉山站里，除了高精尖设备以外，最多的就是各类药品，肠胃药、感冒药、止疼药、消炎药，以备不时之需。如何克服高原反应是科考队员们交流最多的话题。

“后脑勺钝疼，恨不得找根铁丝把头箍起来。”助理研究员徐强强刚来的那几天，整夜睡不着觉，“外面风声很大，心扑腾腾跳得厉害，快从嘴里蹦出来了！”

助理研究员胡召富去过珠穆朗玛峰科考和格拉丹东雪山科考，在海拔5500米以上的极地，能吃能睡体力充沛，大家都很羡慕他，纷纷竖起大拇指。

与高原反应作斗争，和恶劣天气打交道，冰川考察中，他们个个勇敢无畏。

“大自然才是我们的实验室”

每年4月至10月，何晓波和同事们都要驻扎在站里，开展冰川巡测，“没有夏天”是他们的工作常态。“青藏高原的苦，别的地方比不了！”何晓波感慨，“但冰川研究就是要去野外，大自然才是我们的实验室！”

“要试试摩托车吗？这可是我们冰川监测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蹚过一条小溪，何晓波向记者发出了邀请。

颠，非常颠，比坐车要颠得多。草皮覆盖下不仅有碎石和土包，还有降雪融化汇成的水坑，摩托车深一轱辘、浅一轱辘地艰难前进。

“冬克玛底冰川到了！”从大本营到冰川，14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三个小时。蔚蓝的天空下，阳光照耀在冰体上，极其震撼。

位于唐古拉山脉的冬克玛底冰川，是长江源支流布曲的源头之一。1989年，我国科学家首次对冬克玛底冰川进行考察。唐古拉山站建站后，又连续20年对冬克玛底冰川变化及水文气象进行观测记录。

何晓波简单做了分工：一组使用无人机对冰川进行测绘，一组检查气象站设备是否正常运行，还有一组到周边河流采集水样……这次科考的重头戏，是用无人机搭载非接触探地雷达，对冰川厚度进行探测。

待其他监测任务结束后，所有人屏气凝神，等待无人机起飞。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无人机出了岔子，怎么调试都飞不起来。“海拔太高了，气温太低，无人机动力不足……”看着手里的操作器，工程师直摇头。

何晓波并不气馁：“科学探索就是这样，可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我们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好事多磨，实在不行就用人力顶一顶，总能试出一条对的路。”他看了看表继续说，“野外考察要在两点前结束，下午的风，咱们受不住！”

正说着，气温骤降，眨眼间晴朗的天空迅速被大团乌云吞噬，狂风刮得脸生疼，天上下起了霰，比雪花大、比冰雹小的白色冰球打得车玻璃啪啪作响，科考队决定先回大本营。

“非接触探地雷达，还是得试，明天我们把雷达抬到冰面上，模拟无人机低空工作状态测量冰厚，如果成了，这次实验就不算失败！”说罢，何晓波又骑上摩托车，“我得再去看看那几个气象站。”

“坚守冰天雪地，保护绿水青山”

中国冰川学奠基人施雅风曾说，冰川事业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

何晓波至今还记得2005年第一次来到唐古拉山的场景。4月，唐古拉山大雪纷飞，公路路面上是厚厚的冰壳。“整个山都是冻住的，冻土像钢铁一样，打钻孔都打不进去。”何晓波说，“现在的4月明显要暖得多，11月河流都没完全冻上。长江源在变暖、变湿、变绿、变暗。”

“江源打个喷嚏，江河都要感冒。”冰川是水的源头，被称为“固体水库”，看似与人类生活相距甚远，实际上却息息相关。何晓波将冰川变化比喻为“点了一个烽火给全世界看”，他们研究冰川变化和气候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计算环境的承载力和保护的拐点。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受青藏高原暖湿化等因素影响，冬克玛底冰川逐步退缩，分成了大、小冬克玛底两条冰川。何晓波调出一张遥测对比图，“监测发现，冬克玛底冰川末端退缩了400多米，冰川厚度减薄了9米，以前我们仰视冰川，现在俯视冰川，未来它可能缩得更小。”

为此，对冬克玛底冰川的监测“武装到了牙齿”，从5300米到5800米，每100米一个梯度，水文气象站、激光雷达……但在何晓波看来，这还不够，他们想实现更精细、更自动化的观测。

“冬克玛底冰川分成两部分后，消融的速度会更快，我们希望把冬克玛底冰川作为参考性冰川，通过高质量监测寻找冰川消融的机理。这里的监测做好了，就可以推行到其他冰川的研究上。”说起自己守了20年的冰川，何晓波眼中炯炯有光，“冰川、冻土等冰冻圈要素的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源区水源涵养功能和高寒植被生态环境，一代代冰川研究者坚守在冰天雪地，就是为了保护绿水青山。”

在刚刚启动的第二次青藏科考“一原两湖三江”科考活动中，唐古拉山站负责利用无人机搭载探地雷达等设备开展冰川扫描，获取冬克玛底冰川的厚度分布特征，在冬克玛底冰川末端和出山口两个断面开展流量和含沙量加密监测。

冰川研究苦吗？苦。那为什么还要做冰川研究？

103年前，英国探险家马洛里拍摄了世界现存最早的珠峰冰川影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说出了登山史上有名的那句话——“因为山就在那里”。

这，便是答案。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王雯静 万玛加）